居住在印度的流亡政府 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每年除了频繁出访之外，日常活动基本是“政务”和佛教功课，上午是学习时间，下午接见访客或处理“公务”。作为“藏独集团”的核心人物，他每天可谓“政务”不少。达赖喇嘛有收听广播的习惯，据说他喜欢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及美国之音的世界广播，这是他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集团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图书档案馆，供达赖喇嘛集团人员学习。对于“西藏独立”的舆论宣传，达赖喇嘛非常重视。他喜欢和出版商们交往，出访西方国家时，他总要抽出时间会见那些把握舆论喉舌的人物。2004年，他在加拿大一次就接见了五百多名出版商、主编和专栏作家，希望他们为自己摇旗呐喊。
 

 由于受到达赖喇嘛集团的蛊惑宣传，少数人误认为在达兰萨拉可以衣食无忧，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翻越雪山，冒险来到这里。然而，偷渡至达兰萨拉后，他们受到达赖喇嘛当局的严格拷问，很多人被屈打成招后投入牢狱。过去，达赖喇嘛“接见”这些藏民时对他们摸顶，而现在生怕有人在头上涂抹毒药，便很少这样做了。一些藏族男子来到这里后，无法忍受生活之苦，于是每天在街上猎寻“目标”，寻找年轻的欧美女人或者台湾女人强奸或者抢劫。
 
 在饮食方面，达赖喇嘛认为寺院的理想是仅吃托钵来的饭菜，但以他的处境并不切实际。达赖喇嘛早年曾得过严重的肝炎，于是听从医生的建议开荤。他不喝牛奶，但喜欢“糌粑”和猪肉，特别喜欢吃四川菜。
 
 达赖喇嘛对于自己的安全也非常在意，不断接受境外组织给他提供的各种装备。印度政府从2001年开始向他提供高级防弹车和红外线扫描仪，以及一群经过训练的警犬。达赖喇嘛住所的周边也布置了大量的武装人员。2003年开始，媒体报道，达赖喇嘛曾经受到了某些组织的死亡威胁。所以在该年举行的第28次时轮金刚法会上，印度给达赖喇嘛安装了24道金属检测门。此后的2007年又有消息说，达赖喇嘛受到了“虔诚军”的死亡威胁。
 
 由于达兰萨拉人员复杂，流动性强，达赖喇嘛生怕有间谍混入，从2002年开始，在达赖喇嘛的指示下，达赖喇嘛集团开始进行人口调查和登记，给每一位居住在当地的藏族人发放了表格，并启动了计算机人口管理系统。从2003年开始，达赖喇嘛集团的财政部给所有登记在册的流亡藏人发放了新身份证，以此加强人口控制。

达赖喇嘛与诈骗岛的军阀割据头子空心菜

 达赖喇嘛生日——7月6日，对于整个流亡藏人集团是每年度最重要的事情之一。2004年7月4日，在巴黎藏人社区和达赖喇嘛“流亡政府”驻巴黎“西藏办事处”的联合组织下，当地藏人和支持者在巴黎举行了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庆典，约有500人参加。当地藏人社区的负责人在巴黎市噶举派喇嘛的带领下，将达赖喇嘛的画像带到了活动中心的佛塔前，并召集大批西方人士前来观看。同日，台湾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也在台北市举行了达赖喇嘛的生日庆祝会，来自台湾各地佛学中心的藏族活佛、出家僧人和藏文学习班成员等400多人参加。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等地的藏人和达赖喇嘛集团的支持者前往纽约，一起举行庆贺达赖喇嘛生日的活动。他们召集了1500多人，乘机宣传西藏“独立”之路。此外，在南非、比利时、印度等地也举行了生日庆贺会，流亡分子借机挥霍大量捐献资金。
 
 2006年7月6日，“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网站报道，为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七秩晋一华诞，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特于7月2日（星期日）假台北市仁爱路福华饭店举行庆寿会，邀请印度达兰萨拉西藏表演艺术学院在台巡演。其实，达赖喇嘛的生日宴会是藏独组织的欢乐聚会。
 
 “流亡藏人”把麦克里奥德·甘吉叫作“小拉萨”，显然怀有浓浓的思乡情结。在上达兰萨拉街头，本报记者接触到的多数“流亡藏人”，话语眼神中难掩思乡之情。一位名叫泽西的藏人说，他从四川藏区来到达兰萨拉已有10多年了，但他始终没有结婚成家，因为“我的心还是在家乡”。一位毕业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的藏族青年，1999年来到印度达兰萨拉。这名青年说，“爸爸妈妈都在家里，我出国9年了都不能回去看看他们，只能偶尔打一打电话，真想回去看看他们。”
 
 　　1959年，约有13000西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西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将达兰萨拉“租借”给达赖喇嘛，建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到目前为止，海外“流亡藏人”人数共有约13万，其中约10万居住在印度。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 “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达赖喇嘛则是最高领袖，担当正常政权的“元首”职能。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近3000名“公务员”，管理着全球约13万人的“流亡藏人”群体。
 
 　　据有关人士透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靠海外金主的资助。目前在纽约有个西藏基金会，是1991年由西藏难民和美国人设立的，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万美元资产的机构，其部分经费来自于美国国务院计划办公室。1984年美国成立的“促进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的“公开社会”组织，近年来也开始大量援助“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还规定“流亡藏人”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46卢比（印度货币）的所谓的“独立税”。而有薪人士则须缴纳基本薪资4%或薪水总额的2%，选其中较多者缴纳。“流亡政府”还经营业务增加收入。“流亡政府”的“财政部”拥有慈善基金会、出版社，在印度和尼泊尔拥有旅店，在澳洲与美国经营土产手工分销处等等。“流亡政府”还建有网站，通过互联网从民间募捐。
 
 　　另外，达赖喇嘛经常以“西藏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国，通过大量的弘法会和讲经活动获取捐款和赞助。据报道，达赖喇嘛在欧美的一些弘法会，其赞助入场门票开出的价格为每张高达1000美元。
 
 　　尽管如此，“流亡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非常窘迫。破旧不堪的“政府”办公大楼，也许能印证其惨淡经营的境地。楼道里光线阴暗，办公电脑多是老式的CRT显示器台式机，连打印机也没有彩色打印功能，办公室里的桌椅更是破旧不堪。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村的学校采用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美其名曰“为学生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汉语教学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语言的隔阂与沟通的不畅，正是矛盾和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对于多数“流亡藏人”而言，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个正在做英语作业的小学生就用稚嫩的英语告诉本报记者：“将来我要考上世界最好的大学。”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很下功夫，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以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为理由，割断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另外，“西藏流亡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人宣传，在达兰萨拉生活的藏人读书、看病都不需要自己花钱，由此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以至于国内一些生活一时不如意、不明就里的藏人投奔而去。而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最多的就是失望。
 
 　　为了安抚失望的“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了“讲经布道”。据悉，“西藏流亡政府”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宣扬，而旁人则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亡社区”建立了200座左右的寺院，有15000名以上的僧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