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不少中小学校存在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暴力问题

freedom222 · 发表于 2016-10-19 12: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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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不少中小学校长期存在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暴力问题。很多受辱学生在被欺压后，往往不敢告诉家人或老师，致使一再遭辱。有人因此不愿再去学校，有人心理受到很大创伤，有人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很多学校对这种现象居然没有一点警觉，直到受辱学生家长将他们告上法庭。有缺陷学生遭凌辱尼基·菲利普斯与儿子博·帕森斯住在墨尔本郊外。菲利普斯觉得，这里安静的社区环境应该适合手脚笨拙且口吃的儿子就学。然而，事情并非如她所愿。今年刚满１１岁的帕森斯每到午饭时间就发怵。当别的同学纷纷涌向操场时，他却紧咬双唇、畏畏缩缩，使劲眨着眼睛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同时心里不住默念：也许今天他们不来了。但他心里却十分清楚，那帮仗势欺人的家伙正在等着他。与往常一样，一帮惹是生非的同学又把他拽出校园，将他头朝下倒“插”到臭气熏天的垃圾堆，大笑着离开。诸如此类的凌辱帕森斯早已不是第一次。去年，他还被人从操场体育训练器械上拖下来，胳膊被弄断。五个星期过后，他重新回到校园，却又在一场比赛中被人痛揍一顿，原因仅仅是他碰了一下足球。“那天学校放学我接他回家，他对我说：‘我想杀了我自己。’”菲利普斯回忆道。她后来才知道，儿子写字方法不对，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这恰恰成了别的同学欺负他的理由。菲利普斯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令她失望的是，法律规定不能控告１２岁以下的孩子。当地教育局承诺给小帕森斯找一个监护人，负责课间和午饭时不被别人欺负。“就象保镖似的？”她问。“是的，没错，”教育局的人说。校园内学生大欺小的现象具有很大危险性，发展到严重程度，还会给孩子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给受辱者一生都打上烙印。根据最新调查结果表明，通常情况下，五分之一的学生都有受辱的经历，而且七分之一的学生每周都遭至少一次凌辱。出人意料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普通学校，在私立学校、甚至名气很响的学校也都有。艾梅·詹金森就是一个例子。这名已经获得跆拳道黑腰带的九年级优等生就在两年前因屡屡受辱结束了自己１４岁的生命。同性恋学生受屈辱被视为同性恋的学生遭受的屈辱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蒙在四年的高中生活中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原因之一他是个胖子，之二他是个同性恋。“１０年级之前，每天我都被狠揍一顿。而且，那帮人欺负我的手段非常狡猾，他们专打我的头，如此可以掩盖伤口。这伙人还派人盯梢，一旦有人来，他们立刻住手，”西蒙说，“学校老师也知道我被欺负，可是他们宁肯装聋作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连我自己也认为我是名同性恋才被辱。”西蒙后来离开了学校，到墨尔本一行为艺术学校上学。在那里，良好的校风逐渐抚平了他的心理伤口。如今，他干上了社区工作，还不时去学校训导学生们不要欺负别人。西蒙还说，在发生以大欺小的这种现象时，旁观者的态度往往也能决定事情能否改变。如果他们无动于衷，那施暴者将会有恃无恐。如果他们不但不劝阻，还在一边起哄，那无异于推波助澜。对此，南澳大利亚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肯·里格比博士表示赞同。“如果有人劝阻，哪怕只是说说，恃强凌弱的现象就会减少５０％。”里格比最近在１２所学校作了一次调查，发现一共有４００名学生有过受辱经历，包括口头侮辱、身体侮辱和性侵犯。而且，有３７％的学生说性侵犯在学校是正常现象。>里格比博士指出，这种现象与学校有着密切关系。有的学校对天生一副霸气的学生和老师特别推崇，如此校风甚至也导致成绩优异学生迫于压力而纷纷效仿，专门找一些受气包来扬威。他还指出，施暴者往往都有曾经被施暴的经历。被施暴的学生在经历屈辱后，往往会找一个发泄对象。男孩子在遭到家人打骂后，回到学校后会找一个比他弱的同学泄恨；女孩子在家里若遭性侵犯，她往往会找一个她认为过得很幸福的女孩子算帐。“因此，学生所处的学校和家庭有着很大的影响，”他说。女学生被骚扰雷贝卡就读于墨尔本一重点女子中学。１７岁的她有过一次与男孩子短暂的约会经历，然而约会却让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与男孩子一起出去逛逛本来很普通，可是发生在我身上却成了非常倒霉的事，”雷贝卡说，“我的手机每天都收到令人作呕的短信，骚扰电话更是一直不间断，我曾一天收到４０名男孩的电话。更恐怖的是，某天晚上都快１点了，我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发现窗外有一个男孩，把我给吓坏了。之后我换了两次手机号码仍不管用，在重新换号后索性没有告诉任何人。那段时间我简直快疯了，妈妈整天陪着我，努力使我安静下来。当学校重新开学时，我才熬过来。等我再次回到校园时，那帮家伙还想骚扰我，但我坚决不与他们交往。”在涉及非直接恃强凌弱现象时，里格比认为男女学生受伤害程度基本差不多，只不过男孩子轻易不愿吐露，而女孩子较男孩子更加暴躁。詹尼弗在学生时代成绩非常出色，可由于戴着眼镜、长相难看招来了男同学性骚扰，致使其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他们也不干什幺，就是突然跑到你面前，在你眼前不停晃动黄色杂志，让你一点招儿都没有，”詹尼弗说，“一次我们还在上课时，有个男生摸了我一下，我立刻冲他大喊大叫。然而，倒霉的不是他，而是我。”“在那里我总是受到排挤，不能与大家一块玩，很难找到朋友，”詹匿弗说。之后，詹匿弗举家搬到另外一城市，她就读于当地一所女子学校。“这所学校所有女生都互相比谁长得好看，我就只好在午饭时间独自泡在图书馆里。然而不久，事情又来了。我当时正在发育期，身上有异味。一次上英语课时，一名女生悄悄走到我身后，用除味剂喷了我一身。所有人冲着我大笑，我当时都快疯了。”现在，詹尼弗正失业在家。“我到目前还不时无端发怒，１９岁那年我被诊断为抑郁症。在学校最后的几年里，我一直想着自杀。”有色学生受嘲讽生于南非的商人莱昂内耳·奥特尔在澳大利亚定居３０年。多年来，他的儿子丹尼埃尔在学校总是因为是黑人血统而倍受欺辱。奥特尔和前妻朱莉·法雷尔屡次将此事反映给学校，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寻求法律帮助。“我们将孩子被欺负一事告诉了学校，”他说，“校方总是说他们会阻止，然而一切还是如常。”“去年，我去海外跑生意。回国刚下飞机，我就收到前妻发来的短信，说孩子因受惊吓过度住进医院，而且还总想自杀。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特别希望自己没有来到这个世上，希望我和他妈妈从来没遇见过，这样他就不会出生了，”奥特尔回忆道。奥特尔本来准备去海外做一笔大生意，但他放弃了，因为儿子更重要。“生意被耽误了，但我并不介意。我留下来，儿子的病情也开始逐渐好转。”法雷尔尽管与奥特尔离异，但他们的关系还是特别好，且共同分担抚养儿子的责任。“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法雷尔说，“我是白人，孩子的父亲是黑人。有一天，我送丹尼埃尔上学，他在我前面几步远。突然有四五个孩子冲到丹尼埃尔面前，对他说：‘你是个黑人……滚回家去’。”“丹尼埃尔一下子坐在地上，双手紧捂着脸，开始抽泣。他六年级还没念完，就想着自杀了。我当时特别害怕他不能活到（那年）圣诞节，所以我和奥特尔日夜都守护在他身旁。“我们找了学校负责人，他们总是说：‘没事没事，我们已经找了那几个犯事的学生’，等等。可是，我的儿子还是一直受着屈辱，”法雷尔说。奥特尔和法雷尔后来在法庭上偶然碰到一位《太阳－先驱报》记者，他们的故事后来被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当法院最后作出裁决时，那些犯事孩子的家长才知道他们的孩子都做了什幺，”奥特尔说。最终，校方给予重视，严肃处理此事。已经１６岁的丹尼埃尔如今正慢慢恢复。他的父母还成立一个组织，专门给家长和孩子们讲述如何杜绝校园恃强凌弱的现象发生。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说，自杀发生在被凌辱的孩子身上的几率是未遭罪的孩子的２至３倍。“哪怕只有一所学校发生学生自杀现象，”他说，“也不应该。”杜绝校园暴力需要共同努力里格比博士估计，全国在校园没有安全感的学生至少有１２．５万。他解释说，学生受辱概念已经不单是身体上受到暴力和胁迫，现在还扩大到排外、网上凌辱和散播谣言等方面。“儿童救助热线”的负责人温迪·里德也认为，仗势欺人与家庭暴力一样是一种“滥施暴的行为”，但与前者不同之处在于，“当孩子向父母哭诉被某某同学欺负时，父母往往觉得这不过是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而已”。她还说，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初中后期和高中前期。“儿童救助热线”表示，施辱者和受辱者的家庭背景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但来自土着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受害对象。“９·１１”事件以后，穆斯林学生也成了受害者。里德说，在大人眼里不值一提的事情对于孩子来说也许比天还重要，因此，大人们的态度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当校园内发生以大欺小事件时，如果大人们不及时帮助孩子克服压力，受辱孩子还会受到精神上的伤害。“孩子们会变得焦躁不安、沮丧，甚至自虐。孩子们因受辱而自杀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有时仅仅是口头侮辱也会使他们走极端。”很多孩子在受辱后不会告诉大人，但他们的行动还是会露出某些端倪，如装病不上学，不愿独自上学，丢钱，出现无法解释的伤口，回家时衣服和书本总是残缺的，睡觉时总是偷偷哭泣，一点小事就突然大发脾气，作噩梦，变得富有攻击性，等等。“这时候，让孩子们单独处理自己的问题是不公平的，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处理也不合理，”里德说，“此时，应该是学校和父母孩子共同努力。”她还说，澳大利亚针对成人制订了反歧视法和反伤害法。对于１６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有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两州制订政策专门对付恃强凌弱。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未成年人是否受欺负往往取决于学校校规。里格比说，防止恃强凌弱的关键因素就是所有学校，无论公立或私立，都要联合起来。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很多学校，有些教员态度积极，有些却不是，这就意味着让所有人联合起来非常困难。当然，很多此类事件根本没有引起老师注意，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幺有些老师根本不相信学校有这类事情发生，”他说。里德建议受辱学生及时向老师汇报问题，并且要一直不断地汇报。作为学生的家长，也应该及时向老师反映问题。“我们还让受辱学生坚持写日记，并告诉别人自己在写日记。这将促使人们－－特别是学校－－静下来认真思考，因为日记成为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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