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如何避免走向堕落

“文化批评”一旦不能与现场中正在发生的有效创作接上地气，那幺这个行业在文化领域里，肯定就成了可有可无的。


　　近日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向一位后生发起“攻势”，指其所导电影是“十足的烂片”，充斥着大段的仿袭、猥琐和“耍酷”，连带其成名经历和多年前“代笔门”的旧账也一并翻了出来，判定其为“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这样的“文化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热闹之余，让重新审视“文化批评”成为必要。无论是票房压倒心智的“电影”，还是“文学奖”得主与评委，媒体视线下的“文化批评”，近来在全社会的口水浪潮中所表现出的激昂，都日渐流露出一种由昔日殿堂祭司滑向市井“幺蛾子”的尴尬。


　　文化批评，多年来虽处于边缘，属于冷灶，但毕竟曾是承载人们寄托的一种引领。而眼下，却被“追潮”和“帮闲”的冲动推动着，在神情闪烁中完成着由“冷眼旁观者”向喜剧和闹剧配角变身的过程。


　　指责“文革倾向”者未必没有“文革倾向”


　　在最近这场热闹的论战中，肖鹰教授的批评被指“大字报写法”，是“文革余孽”。但大字报与“文革”思维其实是两码事。汉语在近现当代，作为“文体”最早出现的大字报，肯定不是“文革”的那些，它很可能出现于“五四”，甚至更早的康梁流亡日本、孙逸仙传播共和的时期。如果往散文史上联系，我看《北山移文》这样的名篇里，恐怕也暗藏了一些大字报的笔法，当然就不需要再举出较近的鲁迅和李敖的文章作为例子了。


　　与其论述“器”是否当用，不如去看文字背后动机的善恶，以及是否存在了尖锐的剖析价值。十几年前，我主笔写了《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当时有人认为我在文章中指名道姓批评人，属于“文革”之语。我当时即在文章里指出，这样评判文化批评的人，恐怕还没有摆脱掉他们青少年时代在头脑中深深打下烙印的“以姿态判定价值”的阴暗年代思维模式。


　　在汉语的当代书写语境里，指责别人文字有“文革倾向”的人，未必自身的“文革倾向”不强烈，而且上溯一下，说不定还有着历史更悠久的、文字狱式命名思维。剪国人思想的辫子太难，巴金先生晚年一再呼吁人们清算“文革”和“文革思维”，我一直深深地感佩。


　　还是十几年前，当两部“十批判”引发关注，我婉拒了它们的姊妹篇《十导演批判》的撰写邀请。理由很简单：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光影世纪，但华语影视暂时还很难放到文化层面去苛求。这时候如果把他们放到一个不具备的高度去挑剔，一来不公平，二来也会给他们并不轻松的工作环境带来压力。更何况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建树更多是集中在风俗和亚文化层面，能放入文化层面去深入分析的，几乎没有。


　　“批评”应与创作本身接上“地气”


　　有一阵子，文学界和文艺界在谈到批评在当今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时，屡屡用到“缺席”这两个字。当代的文化人和文艺人对批评家们的要求，原本不算很高。他们没奢望在自己的时代能遭遇别林斯基、安德烈·巴赞和鲁迅、周作人，连遇见自己的迪克斯坦和佐藤忠男都没奢望过。能在自己的时代遇到朦胧诗时段的谢冕，电影界的钟惦棐，抑或在报刊豆腐块评价中领略早年丰子恺、傅雷般的文风，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梦幻的体验了。这当然还属于“愿景”，因为大家发现，内地批评在现阶段情况下，与现场的文艺，很难发生超功利的联络。


　　“批评模仿秀”时代，大家要幺展示城府——那其实是市侩的变体，要幺展示心智不全情势下的冲动——哪怕这类冲动是真诚的，但因为它们的不成熟，已经足以毁灭成熟文化批评对作者的基本要求——冷静、洞察力与智慧。所以一般情形下，跃入大众眼帘的批评，非“傻（蒙昧无知）”即“残（心智不健全）”。“傻”如说白话诗为“回车键”，“残”如为卖座片叫好时鼓噪“站着就把钱挣了”，这些话在几千年的中文土壤里，只有经历过对“仁义礼智信勇义”这一东亚古典普世价值观的背弃、经历过对“师道尊严”的毁坏、经历过拜金狂潮，并在它们的综合作用下，才会迸发出来。它们既是多元时代某一层面的心声，也是魔鬼跨时代足音的回荡。


　　中文世界里的文化批评，在现阶段已经处于休克状态了，如果说它“业已死亡”显得太过吓人的话。批评一旦不能与现场中正在发生的有效创作接上地气，那幺这个行业在文化领域里，肯定就成了可有可无的。



　　商业首选“利”，批评首选“道”


　　聪明一点的批评家，或对现实还保持着关注和参与热情的文化人，一旦发现了这一点，就会进行一些行业自救，也显然会借鉴一些吸引眼球的做法。比如去谈谈热播剧集和热映大片，杯葛一下长期落难的中国足球，春晚过后站出来抒发一下胸中块垒；再然后去做做电视台的编外名嘴，跑到书腰上与微博达人、网上卖东西的、过气巨星一起署名两句推荐语——很可能仅仅是在责任编辑写的话后面落个名字，然后名字前面被编辑心照不宣地加上“着名批评家”字样。


　　纯粹一些的文化批评文字，当然还有人在写。但因为主题与文风都过于个人化，“传媒市场化”时代的报刊已经不再给这类文字提供版面了。传媒在人文言论方面的公益性、人文性，正处在一个短视的、无限自我矮化的趋势中。大众以及文化媒体所需要的批评，是要与热点挂钩的，甚至最好是能够参与制造热点，这虽然与文化批评要有效介入现场的初衷并不完全冲突，但毕竟还是存在原发点上的分歧。商业首选“利”，批评首选“道”。这本就是两种东西，一旦紧密结合，结出的果实显然怪异。


　　所以，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也好，职业时评人也好，这些角色中的绝大部分，还是首先服务于信息和情绪的丰富性提供，而不是某种标准与尺度的确立。商业轨道上运行的媒体，除了口号引人，本身就不具备确立标准和尺度的恒心与能力。而那些相对纯粹一些的批评家，许多人对自媒体的使用兴趣，又远远低于从事自身专业研究的兴趣。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跃入大众视线的那部分文化批评，背弃沉静与沉思、参与喧嚣的制造、在前台上演起徒有虚名的批评模仿秀，也就毫不奇怪。


　　最后我想说的是，与围绕文体和电影的热闹相比，人们对于文化、文艺奖项的非议，或许更加值得注意。因为它似乎更多地与中国目前倡导的反腐肃贪的社会愿景相接壤。一方面，奖项的评选结果多少会影响相关创作类型的发展水准是进步还是倒退，这跟构建文艺生态、文化生态这样的大事息息相关，也关系到新一代作者的人品、文品的培养。另一方面，我们敢不敢对迄今二十四年来各类文艺以及学界奖项的评选，从反腐层面来一次梳理，在公众面前执行一回“保留”与“开除”的尝试？这样，人们对文艺和社科方面的成果的信心与信念，或许能被挽回一些。大风气的扭转，要看敢不敢在这类具体的小事上“胆子再大一些”。文/徐江（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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