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时间：BBC影史巨制：人生七年

1964年，导演迈克尔·艾普泰德采访了14个7岁的英国小孩，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当时取名《7U p》，初衷是希望到了2000年，能通过这些孩子的人生变化，呈现一部英国生活和西方文化的编年史。
之后摄制组每隔7年就会找到这些孩子，拍下他们的最新状况，于是从《14U p》、《21U p》、《28U p》、《35U p》、《42U p》，直到孩子都长成《49U p》里的中年人。
《七年》依靠时间这个最真实，也是最残酷的解剖工具，来探讨成长的命题。中国人说五十知天命，因此该片也译作《49未知天命》。
49岁是一个分界线，包括片中的主角们在内。每一个七年之后，他们就被生活重新组合。
破碎的梦想短暂的迷茫都有呈现
艾普泰德的拍摄技巧和编辑手段实在高超，他在黑白影像和特写镜头的移动和切换中，渲染出一个个普通的职业、失败的婚姻、破碎的梦想、短暂的迷茫，以及仍旧在坚持的希望。
比如最富传奇色彩的N eil立志要上剑桥，落榜后在码头当起搬运工，之后在英国各地流浪，当看到他穿着破旧风衣拎着两只旧皮箱站在公路上搭便车的时候，你几乎要怀疑他的人生会就此完蛋，可是49岁时，他成了一名地区议会的议员。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十多个我这一生中熟知并关心的人度过了两个半小时：他们正是迈克尔·艾普特的代表作《人生七年》系列中的主人公。
这是一部系列纪录片，始于1964年。但影片的初衷是制作一部讲诉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英国七岁孩童不同生活的纪录片，里面有来自工人阶层的女学生，其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沃尔沃斯百货的职员；有就读预备学校的富家子弟，他读的是金融时报，说起将来会被剑桥大学录取时神态自若；还有来自利物浦郊区的小男孩，他十分有趣，渴望成为宇航员，但如果当不了宇航员，就做公交车司机。
那时的艾普特才二十出头，在影片中只是负责调查工作。然而在他脑海中却出现了一个绝妙的想法，那就是，七年后，再来访问这群人。
从那以后，每隔七年，他都会回来记录这群人的生活。最新一期，即《人生七年》第八季已于去年在英国电视上播出，目前该片正在I.F.C中心上映。
我已经想不起来是从什幺时候开始看这部纪录片的，或许是在1977年，当时我十岁，英国电视里播出的是第三季。


从那时起，我就一集不落。其中一些（包括早先的两集）我反复看了二三遍，以至于里面的某些话和场景深深的映在我脑海中，宛如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句或是钟爱的小说里的段落。
例如，七岁的鲍尔满脸愁容，是一所看上去阴深深的慈善学校的寄宿生。被问到以后想不想结婚时，他的回答是那幺的悲哀。
从此这一答案成为我家中关于家庭关系悲喜剧尝试的简略表达方式。21岁的托尼出生工人阶层，本来可能成为诗人，最后选择了开出租车。
他对艾普特说道：“我懂的，无非就是狗、价钱、女生、知识、公路、街道、广场、爸爸妈妈、还有爱。我只懂这些，也只想懂这些。”
这席话听上去一点也没有大诗人济慈的感觉，但在某种意义上，又富有哲理。
我和片中人物的年龄差距曾经非常大，但现在已经减小了。对我来说56岁已经不是那幺的遥不可及。但是一直以来我都把片中的那些人看做是一个具有警示作用的先遣组，好比是兄长或是姐姐，无论是在先前的青春期、成年之初、以及现在漫长而又狭窄的中年时期，他们永远都是先行一步。
如今，身为七岁孩童的母亲，我是从我儿子捉摸不定的未来的角度来欣赏这部系列纪录片，满怀希望他能享受到我所寄予他的成长快乐，这些快乐，有的时候很明显，对片中的人物来说是缺失的。
这部系列纪录片拍摄之初是有政治目的的。该片援引了耶稣会格言，“孩子七岁后就是一个大人了”，言下之意就是说片中这些人的将来是由其出生的阶级决定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论断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出生于社会和教育精英层的孩子们来说。预备学校里的约翰后来成为高级律师，他的同学安德鲁也做了初级律师。
和他们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另一个孩子 - 查尔斯在第三季中表现出对现状的诸多不满，之后他退出了该片的拍摄。但最终他也开始拍摄纪录片。观众中可能不止我一个人会幻想他会拍摄什幺类型的纪录片。如果他愿意的话，拍一部关于他参与艾普特试验的片子也未尝不可。
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的未来就不是那幺好预测了。小时候认为自己将来要在沃尔沃斯上班的琳恩，最后成为儿童图书管理员。
她的同学苏，尽管没有读过大学，甚至都没有上过文法学校，却成为一名大学行政人员。看完最开始的两季后，谁都料想不到拥有超凡魅力的尼尔，曾幻想成为宇航员的他，在21岁时患上慢性心理健康问题；28岁时，成了一名流浪者。
当然大家也绝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他满怀尊严、充满深情的重新构建了自己的人生。
尼尔的疾病对他本人来说是一大挑战，但对艾普特来说却是一份难得的礼物。它表明这部纪录片当初过于简单的社会政治假设存在种种局限性，同时也通过揭示普通民众在极其纷繁复杂的环境下逐步发展成熟，从而强调该片真正取得的成就。
那个晚上我们看完电影离开影院时，我丈夫这样说道，这部系列纪录片开始的时候有点左拉的风格，但半个世纪过后，又让人感受到了普鲁斯特的神韵。
这部系列纪录片被誉为真人秀的鼻祖。但不同的是，其中的参与者一开始因为年纪太小，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参与许可。而且他们也不是为了追求名利。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说不是所有人）似乎都把自己的这种参与——让观众审视他们的生活，评判他们的成就，见证他们的不安和失败——看作是为了大多数人利益而做出的一种牺牲。
人们在观看的时候是丝毫不会嫉妒他们所做的这件事。但是该片还是拐弯抹角的揭示出了另一种变化，那就是艾普特本人。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时候，艾普特关于英国政治状况的问题有时看上去意识形态非常明显。
他过分偏袒于其中的一些人物，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女性；而那些出身富庶的人在片中看起来显得十分可笑，例如约翰在21岁去猎狐的那一幕。
随着年龄的增长，艾普特片中的人物不像以前那样乐意受其摆布。艾普特好比是写实小说作家，其笔下创作的人物对故事的发展有了自己的要求。所以他只得放弃对这部纪录片的幻想，转而关注其中人物的真实命运。
在第五季中，约翰的身份得以公开，他是保加利亚第一位首相的后裔，并与这个饱受磨难的国家有着牢固的联系。
在第八季里，约翰本人说道，自己九岁丧父，由在工作的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了牛津大学读书。
这些事实虽无法改变他当年猎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但是，对于他全盘接受英国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各种行事做派，人们需要对此有一种更为细致的解读。
值得肯定的是，艾普特将片中人物对该片的假设提出质疑、甚至是对其本身所存的偏见提出质问的画面也呈现了出来。
其中最令人兴奋的一幕出现在第七季，在伦敦东区长大的杰姬此时带着三个孩子失业在家。她愤怒的指责艾普特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一直低估了她。艾普特含蓄的谦卑虽然来得很晚，但最终还是证明杰姬说的没错。
艾普特本人亲口承认该片所有人物中他最认同的是尼克。这位早熟的农家子弟考取了牛津大学，后来怀揣着推动核子物理发展的梦想移民到了美国，最后放弃研究，成为大学教授。
艾普特后来也离开英国到好莱坞发展。而且和尼克一样，他结婚，后离婚，又再婚。尼克天资聪颖、抱负远大、勤于思考，他的故事其实就是理想未尽、开始认识到人类的能力有限的故事。
虽然他看上去对其从事的工作以及第二段婚姻很满意 - 至少没有表示不满，但是他并没有实现最初的理想。
我很好奇，艾普特本人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尼克身上的那种力不从心，虽然说他除了制作《人生七年》这一优秀系列纪录片之外，还拍摄了很多影片，这些影片有的大受欢迎、有的技术精湛，但也有些乏善可陈。
在第八季中，尼克表达了在自己选择了背井离乡后所经历的那种失落感：远离那片热爱的出生地；日后重返故地，探望身体每况愈下的年迈的双亲，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这点上上，我觉得自己和尼克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也是来自英国乡村，进入牛津读书，然后来到美国。
在最后一季里，尼克总结了艾普特的伟大成就。他说，在屏幕上看到的那个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改变、成长，其实并不是他本人。
他的故事，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故事一样，太广泛，仅靠七年一次、时长20分钟的一段影像是无法说清的。但是，尼克承认，这是“某人”的肖像，“是所有人的肖像。
它讲述着人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尼克说的没错。这部系列片不仅仅是20世纪六十年代初从他们的教室里挑出的那些孩子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
结果证明，艾普特的成就，和这个项目最初的主旨已大相径庭。与其说该片揭露了外部社会力量对人的压力，倒不如说它体现了影片参与者和制作者的共鸣和同情的内在缓慢发展。
同时观看该片的观众也需要越来越多的这种同情心。观看这部影片并不轻松。影片强调在我们观看艾普特和他的演员们成长的时候，在我们跟随他们的时候，应怀有一颗深切关怀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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